——专访WHO中国主席项目顾问、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儿童行为研究室主任杜亚松教授　　

记者：根据我们一般的认识，集体自杀行为似乎只发生在两类人群中。一类是宗教徒；另一类就是青少年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青少年选择了集体自杀这样一种极端形式？

 
　　杜亚松：谈到集体自杀，首先需要认识自杀这个行为本身。自杀问题在最近这几年特别突出，整个世界上都如此。我们国内的自杀率目前达到了十万分之二十二，这个比例是很高的。而集体自杀，从病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，实际上属于癔症的一种。这是一种心理障碍，主要是指在暗示的作用下引起的精神混乱和肢体分离或转换症状。关于暗示，其作用非常强大，心理学上一个最常用的实验就是：在两个杯子里都放上白开水，然后问对方：“闻一闻，哪个杯子里加了糖？”对方真的会明确指出有一个杯子里加了糖。这种心理暗示除了引发集体自杀，还有集体失明和集体失眠。准确地说，这是一种病。

　　对于青少年这个人群来说，他们的心理状态不稳定，尤其易受影响。而且他们受同龄人的影响之大也远远甚于家庭、学校对他们的引导作用。所以当几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中已自然形成主导与附属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前提。然后当为主的一个表达意愿后，其他的孩子就很可能盲从。

　　记者：一般认为，青少年的自杀原因首先是学习压力，其次与家庭环境和人际关系有关，但在近年的几个案例中，还有很多和“性”有关。比如被强暴后害怕别人知道自己不是处女，关于害怕怀孕的谣传。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。

　　杜亚松：这是一种“性过敏”现象。青春期的“性过敏”症状一般经过心理咨询后会很快好转，但情况比较严重的就要采取心理治疗与药物疗法兼顾的措施。对于一些影响不到日常生活，但家长又觉得孩子做法和想法不妥的问题，应抓住问题核心悉心引导，切忌无来由的批评。

　　记者：采访中，我们经常可以得到来自孩子们这样的回答：“我要死给他们看！”你觉得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？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关系———用自杀表示不满、证明无罪与显示抗争。

　　杜亚松：这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这一点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值得检讨的地方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最高尚的政治道德原则是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。相反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，一直将自杀视为违背上帝意志的大逆之举。中国传统文化观不仅不反对自杀，甚至鼓励提倡献身性的“利他型”、“殉国型”自杀，宽容和同情一些不得已的自杀行为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最动人的神话是讲述自杀的，如娥皇、女英；最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讲述自杀殉情的，如梁祝、孔雀东南飞；最高尚的友谊是刎颈之交。这种宽容与同情给自杀提供了丰厚的情感土壤。可以比较的是，日本文化更加崇尚自杀，而现代日本的自杀率也一直居高不下。

　　记者：文化传统已然如此，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工作有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？而我们又可以做哪些工作呢？

　　杜亚松：我们最应该做的是迅速建立起危机干预机制。人在自杀前是最无助无望的时候，绝大多数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讯号发出。如果同学、老师特别是家长能够及时提供帮助，很多悲剧就可以避免。上海有个真实的故事。一位母亲在公交车站偶然发现了正要换车前往郊区的儿子，母亲疑惑不解，赶紧询问，才知道儿子正要找个地方了结自己。如果不是这个偶然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　　危机干预是一个短期干预过程，就事论事，帮助处于困境和有轻生意念的人运用个人和社会资源，应付存在的问题。目前国内已经广泛开展了心理咨询服务，多数大城市、大学、心理学部门和精神卫生机构已建立，但这些多属业余性质，而且缺少进行危机干预的专业机构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在各个地方开设生命热线，使之成为预防自杀的主攻力量。

　　记者：那么我们依靠什么发现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呢？

　　杜亚松：关键是要普及相关的知识和增强预防自杀的意识，让社会、家庭、学校，所有的人都把自杀看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。如果一个人在小区里左右徘徊，神情异常，恐怕我们首先会想到这个人是不是想偷东西或者做什么坏事，却很少会有人想到他是不是想自杀呢！当我们发现几个孩子经常一起出入公园，或者是做什么事都不让人知道，而且表现出共同的情绪低落，那么家长和老师在这时就应马上予以必要的关心。同时在了解后，去除使他们精神压抑的原因。